任何宏观的问题我都是不懂的，也不去谈论的。家里人问我房价会不会涨啊，要不要买房子啊，会不会通胀啊，要不要一次性付清啊，你不是学经济的吗？对不起，我不懂。

今天看到一个帖子，转载某人对比中美房价。不认识这个人，扫了一眼，看到说什么“200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全美国民）为3.76万美元（世界排名第4）、中国2008年人均年收入（全国居民）仅1100美元（世界排名109位），美国人均收入是中国的34倍”“2009年10月28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新房销售中间价为每套20.48万美元”，通篇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房价way way way too high。附录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上海房价太高 海外博士后放弃国内年薪30万工作》——2009年10月19日《证券时报》”。

好吧，我不得不非常微观地指出几点迷思（myth）。通常人们都觉得美国房价低，在房产危机之初，我妈兴高采烈打来电话，“要不我们给你凑点钱，你趁机在美国买个房子？”我爸更夸张“报纸上说美国有一美元的房子卖！”我对于这个建议没有兴趣，但是我借机查了我所在的匹兹堡松鼠山的foreclosure list，就是银行在次债危机中收回的坏债抵押房产，通常这种房子比正常出卖的房子要便宜。最便宜的三十万左右，面积只有九十到一百平方，三房两卫两层。大的两百平左右的，五六十万。最触目惊心的是房龄，都在百岁左右！松鼠山还不是匹兹堡最好的社区，最好的是狐狸堂(fox chapel)。当然匹兹堡也有便宜的房子，我曾经在公车上听人说某某买了一个两万美金的房子，另一个人马上说，那种房子买不得，周围都是黑人，对孩子成长不好，也不安全。

说来我还真有朋友在匹兹堡“趁机”买了房子，地点当然不及松树山，在河北岸，人口密度比较低，据说买了十多万。买下第二天，男主人就跳到mitbbs上大叫美国房税很重，十年就要再把房买一次。这个符合我从身边美国人口中听到的，匹兹堡是个买房“便宜”赋税重的地方。

再来说说海龟放弃上海三十万年薪的故事。说来我们专业在上海也差不多是这个价，乘以十可以买一套符合同收入阶层居住水平的房子。这个系数在香港也是差不多的，乃至在曼哈顿岛上也是差不多的（工作在曼哈顿，居住在新泽西和长岛的另当别论。上海可以住松江，香港可以住新界，不过没人那么干）。我一贯认为平均数没有意义，一个显然的事实是：美国有广大的农村来摊低房价，中国有广大的农民来摊低收入。所以我都以我的潜在收入水平做跨地区比较。这个海龟不归的思路（单单考虑房价）我很能理解，此龟在美国的收入大约就五到七万（我觉得肯定不是个热门专业），在美国的广大农村和半农村地区可以轻易找到三十万以下的豪宅和三万左右的豪华车“风风光光”。我爸爸的同事的女儿女婿，放弃在厦门国贸和厦门中山医院的工作，来到美国工作生活，在密西西比的首府杰克逊买了一套十二万的房子（五年前）。如果美国和中国的各个城市分别有个“农”系数，各自以自己国家的其他城市做参照，杰克逊的“农”系数显然要高过厦门。上海可是“农”系数为负的地方，美国能与之相比的城市屈指可数，这个海龟要能在这些城市呆下来，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

还在浙大的时候，周老师私下和我们聊起房价的时候说，虽然政治上不正确，但是中国沿海的房地产价格是没有回头路了，考虑整个环太平洋沿海地区的房价和发展水平，中国这块地，尤其长江三角，珠江三角，和东京香港新加坡一直到三藩旧金山都是可比的发展潜力，价格必然要拉上去。以前政府总是说海外热钱来抬高房市阿什么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拿着中国护照的在海外工作的人拿着海外的收入来买上海的房子供个人或者家人使用，虽然使用频率可能很低，但确实不存在倒买倒卖行为，这钱“热”吗？随着中国国际化的发展，走出来的人越多越厉害，大城市的价值更是要显示出来的。

说了半天，就一个词“stratification”，在一线城市住不起的人流到郊区去，流到城市贫民区里去，流到二线城市去。美国政府也不保证土生土长纽约人就能住曼哈顿了，皇后区，布鲁克林，布朗克才是广大土生纽约客的集居地。香港也一样，才有《天水围的日与夜》。

所以谁也别叫了，两条路：赚钱，挪坑。

今天在东亚馆新书架上看到张悦然编的《鲤》，此女的作品没有读过，但是听闻这是本“文艺”期刊，就拿下了。

封面的右上角写着个鲜红的“鲤”字，繁体的“鱼”下四点化作水滴喷涌而出，打在两个小小的“孤独”之上。再下面是小行英文“The deepest mushroom shadow blue"。不看下面的中文，我还不能理解，原来这叫做“蘑菇最深的阴影都忧郁”。。。

《鲤》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有点传统，有点活泼，让人意外的一个名字。编者在卷首语里的话我也赞同，“每当看到好的小说，令人感动的照片，都觉得应该找个漂亮的容器，将他们盛放起来，让大家看见，它们的美也能交相辉映。”这样的办刊思想，使我遐想阅读这本刊物的感觉，像在一个明媚的周末午后，在窗前悄悄看着透明玻璃缸里寥寥几条红鲤在稀疏的水草间旁若无人地游来游去，缸底静静躺着圆溜溜半透明的小鹅卵石。

可是翻了翻之后，我发现自己打开了祖母深藏于阁楼的雕花木箱，看着很殷实的样子。一打开，里面都是各式碎布头，有八大婶的三十岁才出嫁的孙女红嫁裳的裙脚料，有七姨娘当年给夭折的儿子裁好还没缝上的开裆裤，有准备给半瘫的六姑爷擤鼻涕的各色手帕，还有年轻就守寡的五婶婆藏给孙子的尿片纱布，一辈子未娶的四老爷从红花楼里掖回来的女人肚兜。。。每一块不堪的碎布头后面据说都藏着一个个“孤独”的灵魂。翻着翻着一阵霉湿味直往上蹿，我终于明白所谓mushroom不是蘑菇，是霉菌。。。翻着这么一箱零碎而幽怨的陈年杂物，是很容易产生一种“霉味儿的忧伤”的。

逃离了那呛人的“霉味儿”，我不禁想，所谓“文艺”，原来是这般味道吗？我当然知道一本以“孤独”为主题的刊物是不可能“阳光，海浪，仙人掌”的，但是如果满目看去皆是空洞，阴郁，是不是过了？快速地翻阅整本书，不需细读，就会发现很多笔墨都花在身体接触的情节上面，哪怕只是在溪边遇到一个人，或者和一个人一同穿过马路，只要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同性的，异性的，就有好多笔墨浇灌进去，看得人胆战心惊。我感觉文章里的人物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空洞行走的瓶子，当两个空瓶子相遇的时候，立刻注满了硫磺硝酸，一挨近就随时准备互相点燃一同恣意爆炸轰鸣。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啊？

——题记：这是一篇正在进行的读后感

翻开小册子的硬皮，"序言"下一排加粗的“Suffering is optimal.”我一下就乐了，村上春树果然是老魔羯啊！再读第一句“There is a wise saying that goes like this: A real gentleman never discusses women he's broken up with or how much tax he's paid."不禁心中一笑。紧接着下句“Actually，this is a total lie.”我立马被这种云霄飞车般的幽默感吸引住了。

我是个几乎不运动者，唯一做的运动是长距离游泳，一般一次一千到一千两百米。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点共性。倒是序题一下提醒了我。作为一名正牌魔羯女读这位资深魔羯男的内心独白，很多地方恍如同另一个自己闲聊叙旧。他说他不喜欢群体运动，也不喜欢双人对抗运动，他跑步只为达到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一种完全自我的评价，不为任何其他的目的。我的心就像照到水里一样。他有板有眼地说着他长跑经历，一个不那么宏大动人的写作题目，一个听似展不开的话题，在我看来是一个魔羯的心路历程，一种有序、自律、奋进的人生态度，一种孤独灵魂的宣泄，它在形式上是低调的，却释发了大把的能量。这就是魔羯。

他说每天他把写作停留在他觉得最有话说的地方，这正是每个长期的项目所必须的“小技巧”。我顿时觉得，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都是马拉松者，但这位前辈显然深喑耐力之道。我越发喜欢这本书。


我读的是2008纽约版，通过大宾州高校图书馆联盟从宾州州立大学借来的，按照惯例，封皮上裹着一圈蓝色借条。我看那枣色的书脊，和借条边露出的大片乳白色，我就疑心封面上是没有字的。读到作者回答“跑步时都在想什么”的问题时，他的回答是void。我突然有种冲动把那一圈蓝条解下，果不其然，什么也没有。想起豆瓣上看到的中文版封皮的繁杂模样，还有另一个英文版封皮虽然简洁得只剩下几行渐缩的英文标题和最下一个跑步的人，但都远不及我手中这本来得传神。

viod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我印象里，是登记工资转帐号时需要一张个人支票作为凭证，秘书特别嘱咐要在上面写上void这个词，以防支票作为他用。想起这张支票，我就觉得void这个词精彩！它不是全然的空白，也不是彻底的无用，它不是缥缈的虚无，它是存在的，但是不为他用的。

我不禁想，我在长距离游泳的时候想什么呢？我的师姐总是说她能在水里解出数学证明题，可是我却没有这般能耐。我的大脑在水里几乎是空的，唯一做的事情，就是计数，算游了几圈。我想这应该不是全然的void。我曾试着不要计算圈数，而只计算时间，依我的速度和不间断的作风，多长时间内可以完成一千米是比较稳定的。无奈游泳馆里的钟很奇怪（只有一根指针？），我从来读不懂，而且近视的我总要停下来摘下泳镜端详半天才能看清指针，这样就影响了我的游泳。我也曾经想，如果甚至放弃时间呢，就凭身体去感觉呢？到了累了就不游了。可是，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摩羯，我没有办法忍受不知道进展，就像村上春树虽然在void中跑步，可是他清楚地知道，他一天跑了多少，一个月跑了多少。

上周《时代周刊》还有一篇有意思的文章，说衰退期下女人可能更难兼顾家庭和事业了，因为她们会更加担心被裁而更加卖命工作。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在裁员率高的公司里，跳槽率也高，因为牛人总是不怕跳槽的，裁员的环境使他们工作更不爽了，就跳走。提及女性牛人，文章说她们也会跳槽，但是会跳到比较安慰的职位去。所以一个推测是，硝烟散尽的时候，一线的女牛人就没有那么多了。

给博客加了一个栏目，记录看报刊读论文的一些random thoughts，不求专业,但求好玩。各位看客有兴趣可以留下自己的想法。

上周的《时代周刊》封面是一张裹着活鱼的《纽约泰晤士报》（嘻嘻，可以从我那对杯子的照片看到一角），主题是“如何拯救报业？”缘由是互联网上的“免费”资讯导致传统媒介的阅读量下降，造成了报业的利润危机。上周三的《华尔街日报》也发了一个很惊怂的标题“你可不想在底特律死错天”，因为底特律的当地报纸从每日投递改为一周投递三次，如果遇上雪天人们没有出门买报，就不能及时看到报上的讣告。

《时代周刊》分析传统报刊的利润来源：零售，订阅，广告。互联网提供的免费咨询大幅度缩减了前两项收入，后者也在萎缩。所以文章号召人们改变享受免费资讯的“习惯”，为网络刊物付钱。

上个礼拜看到一篇关于电台产业结构的文章(Free Entry and Social Inefficiency in Radio Broadcasting)，把听众当成广播台的“产品”，广播台把这些“产品”卖给广告客户，从而获利。的确，广播台可不像电视台，对听众可不收费的（美国这边有听众捐资成为电台会员，但在这篇文章中，这不是主要利润来源），但是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也没应为人们都上网，看电视去了而活不下来。

所以，如果广播台可以只靠广告收入生存，为什么报业不行？

首当其冲的原因可能是广播台和报刊的操作成本有较大差异。除此之外呢？

前天一大早用了史上最快的阅读速度看完了一篇四五十页的论文，以前就看过相关的八卦，哈佛博士奥斯特二三年级时就独立署名发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文章，该女博四年就毕业了，而且在芝加哥大学找到了教职，曾有人报料她老板是刊物主编云云。关键是本文的问题有点意思，我的一些常识用得上。看完了了就三个字：“太扯了！”

事情是这样的，发展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我本科就学过他了，都是公共财政方面的，后来才知道是发展的）发现亚洲一些国家的男女比例（中国107：100，巴基斯坦110：100）远高于西方国家，其中的原因是重男轻女观念加上B超技术的发展产生的性别选择，他估计因此本应在世界上出生而没有出生的女性达到了一亿七千万！这位奥斯特同学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乙肝携带者生产男孩的概率高，所以需要利用乙肝携带率调整各国应有的自然性别比，结果阿马蒂亚森对中国的估计值的百分之七十五都可以用乙肝携带者生产男孩概率高来解释，而不是性别选择。

这个事情换成一道数学题，估计小学生就会做了。关键是作为一个经济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各个估计值是用什么数据产生的，数据的匹配度(relevance，我一时找不到好的中文了)，代表性，都很有讲究。发展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总是遇到相似的困境，在做跨国比较的时候，数据的可靠性很难被保证，不同的采集途径，不同的样本，甚至相同的机构在不同国家采集数据都会遇到各种现实的困难引发的度量错误。奥斯特集合了各国的各种研究数据来估计各国的乙肝携带率，并且用了在几个国家地区的个人样本估计了乙肝携带者产生男孩的概率。单纯从计量的角度看，无懈可击，我这个菜鸟啥也看不出来。不过巧的是，乙肝和重男轻女这两个事情，作为福建人的我，还是有点常识的。首先，乙肝在中国本身就有很大的地域差异，东南沿海地区的感染率要高于内陆地区。再来重男轻女这个事情也是有很大的东西和南北的差异的。如此产生了一下问题：

1。既然数据是从各国的各种医学研究数据来的，这些样本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携带率呢？比如中国的样本在北京采和在广东采，携带率肯定不同的。文章并没有提及这点，因为作者假设各个国家内部是一致的。对不起，中国太大了，民族太多了，生活饮食习惯差异太大了。也许奥斯特看了广东人吃猴子的报道后能悟出一点。

2。既然各个国家的乙肝携带率存在差异，单独被估计了，那么各个国家的乙肝携带者生男孩的概率是否也存在差异，要被单独估计呢？这个事情在随后的学术论战中被证实了，台湾的乙肝携带种类有别于其他地区如菲律宾，希腊，而携带者生男孩的概率也要低一点。

3。巧的是，在中国，重男轻女的福建广东都是乙肝高发地区！所以即使奥斯特观察到中国的乙肝携带者很多，生的男孩也很多，她还是不知道到底是乙肝产生了男孩还是乙肝携带者的重男轻女观念产生了男孩。随后有一个来自台湾的数据证明了台湾的乙肝携带者生男孩的概率并没有显著比一般人高。奥斯特接受了那些数据作为驳倒她观点的证据。不过我大胆推断，如果奥斯特能拿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数据的话（最近的研究用了海门的数据），她会发现，大陆的乙肝携带者生男孩的概率还是显著偏高了。这很可能并不是台湾的人种和东南沿海的人种有什么大不同，或者乙肝携带种类不同，而是因为台湾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所以性别选择比一胎制的大陆要弱得多。

随后的研讨会不少人都质疑数据的可靠性，并且觉得这个结论有些不可思议。后来聊着聊着，几个老师聊到了“如果我是编辑，会采用这样一篇方法无懈可击，数据不是最优，结论反常识的文章吗？”结论是，会。

我算第一次看到了经济学的“阴暗面”，如果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反常识的结论，我们还是要相信数据，而不是常识。。。而很多研究者从不到地里去（field)，甚至连常识都没有，根本也无从知道结论是反常识的。

最近读一篇论文，说的是黑人中学生的成绩显著的比白人差，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黑”的名字。作者用佛罗里达的出生记录说明了名字音节的一些特点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母亲是否中学辍学等家庭社会特征。这些潜在规律造成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偏见（stereotype,我自己用的词，文中没有用），尤其中学老师们更倾向于认为名字“黑”的，或者名字“社会地位低”的学生都没有什么潜力，因而对他们关注不够，导致失宠学生（名字很糟糕，但不一定是黑人或者真正社会地位低的学生）成绩差。 文章提到一个参照试验，在中学老师心目中，使用英文名字的亚洲学生不如使用母语拼写名字的亚洲学生聪明，有潜力。 所以说，我叫现在的名字显得比叫Linda什么来的要聪明能干一些。亲爱的，后悔了吧？哈哈！